他们自己下了火车，搭出租车来到丽水市公安局，直到看见“丽水市公安局”的大门和字样，大刘的表情终于如释重负，他真正放下了自己的担忧。这一回，找他的不是骗子。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年终特稿｜大陆真诚惠台利民,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李莹说，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人会出钱赔偿，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