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补了阮成发的缺，主政武汉市的陈一新同样很会创新工作方式。到任后，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增”了三个局：“招才局”、“第二信访局”、“科技成果转化局”，之所以打着引号，就是因为这三个局都是“虚拟机构”，但按照“实体运作”，也就是说，不新增编制人员，但承担相应工作内容。

《市场监管总局:发现网售消费品存在缺陷应立即召回》“其实，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樊星说，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大概描述事发经过，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再结合其他证据，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