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从事儿童保护的相关工作者对此亦有体会。“女童保护”团队公益宣传女童保护，孙雪梅观察到政府近年来对性侵日益重视，请她们进校园作预防教育的学校、教育部门、司法部门越来越多，但她缺乏更多的志愿讲师。面对不少需要心理支援的求助，她感到无力，“我们只能再去找专业人员介入，这应该借助官方力量由专门、专业团队来做”。

采访过程中，凌国富一直表现得很豁达，却始终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说，那件被撕破的体能训练服，是退伍时连队送给老兵的纪念品，10多年过去了，鲜艳的迷彩早洗褪了色，但他每次值班都喜欢把它穿在身上。在激烈的搏斗中，这件体能训练服多处被撕破、被鲜血染红。“好可惜，这是我唯一一件带着部队回忆的衣服了……”

《武汉启动新冠疫苗紧急接种 请先打消这些疑虑》“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