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莹说，在司法实践中一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人会出钱赔偿，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

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外交部：中国高度重视新冠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一位公众人物在社会中获得的成绩和利益越多，就越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其中之一，就是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不要一味去迎合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更不能践踏法律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