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着上三八街5号院的，是工读院，当年这个院子的大门还真刷了绿色的油漆。我们找到一位老居民，54岁的蒋晓玲，她说，院子里有一户人家，也是1991年生了个儿子，年份对得上，但没听说过丢孩子的事，后来搬走了，也就没有联系，偶尔在街上遇见过一两回，也没有留电话。

“那6万保证金，我是以两分的利息借的，今年才全部还清。”徐善瑾说，十多年来，他因为“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在当地找不到工作；当年从看守所出来后，他的身体出现糖尿病、高血压等症状，后来又因“嫌犯”身份，未能从单位改制中领到买断工龄的补贴。为了生活，他将自己的两套住宅卖得11万多元，以每月200元在外租房住。

《唐仁健:两个"确保" 做好2021年农业农村工作》死者母亲：没有，我们到现在半个字都没有收到，我连他们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按道理讲，出了这种事，无论如何，他的家属都应该表达出歉意，是否接受是我们的事，但他们连这个态度都没有，我真的看不出他们有认错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