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然而，这些小手段逃不过法律的制裁，104万购房款最终纳入了李崇禧的受贿金额。2015年8月，检察机关指控李崇禧为四川元瑞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股东邓伟年、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张俊、四川园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熊方军等单位和个人，在取得国有土地合作开发权、当选省政协常委、催要工程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妻李明玉等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070万余元、美元5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万余元。

《发改委:抓典型案例助“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报道认为，医疗资源短缺既是一个机制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在中国，那些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经常遭到孤立。家庭和个人常常隐瞒病情，以免受亲友、同事和潜在对象的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