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4岁女童遭强奸，下体重伤，没有人证。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几次心理疏导后，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

如果说“老虎”对普通人来说远在天边，那么张家口的这起问责事件就与很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沈阳1例无症状转确诊 系此前境外输入病例密接者》但问题是，通过科技手段收集来的数据，能像传统的问卷调查一样，淡化甚至完全抹去用户的个人信息吗？换言之，大数据时代，我们怎么去确定，这些企业搜集信息的过程中，不会精准定位到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