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设计看并不复杂，但登记后的信息数据，如何与劳动、人社、教育等部门及时共享，如何设置严格的查询和职业禁入，需进一步考虑。它依赖一个多部门协调合作、真正有利于儿童保护的综合性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

靖霖律师事务所主任助理樊星介绍，从他以往办案经验看，受害儿童主动说的不多，家长发现的也不多，“可以推定，我们看到的只是部分情况。”

《国家铁路局:以铁路高质量发展为"十四五"开好局》目前，对于性侵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刑事案件的赔偿范围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