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遇到不少这种情况，“这就使家长陷入两难，有些受害者是留守儿童、困难家庭，这笔钱对孩子生活会有所帮助，但拿了钱家长就要出具谅解书，但这种伤害没法谅解，孩子和家庭的尊严怎么办？家长因此又不情愿。如果法律明确精神损害赔偿，家长就不用迈这道坎。”

看法新闻记者注意到，范增玉的减刑理由为“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节录）法释〔2012〕21号第四百四十八条相对应：

《脱贫攻坚|"纤夫村"的新生 太原小窑头村"蝶变"路》“通告上说，如果主动交代违纪事实，作出深刻检讨的会视情节轻重，依纪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情节较轻的可以依纪免予纪律处分。”李明告诉记者，他那天是最后一个从单位走的，等同事们都离开了，他拿出手机将通告拍下来，回办公室反反复复地看。